王充（27——約97），字任壬，會稽上虞人，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元稱。《論衡》是王充的代表作品，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
一柄寒芒刺重暗
漢朝是帝國體制的瘋長期。高祖劉邦曾是“仇儒”的典范，坐穩江山之前，這個昔日的鄉村無賴一見到前來求見的儒生就尿急尿頻，取對方的帽子當尿壺用。這個頗具創意、羞辱“臭老九”的吉尼斯紀錄，如果沒有后來的“文革”，恐怕很難被打破。
然而坐穩江山之后，老革命劉邦對“儒”的問題上，腦袋很快開了竅，到漢武帝劉徹時，情況變得更好了，咸魚翻身的儒生把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謀為國策，儒從“尿壺”時代走向了“金盆”時代。
那個瘦脊伶仃、臉帶桀驁之色的王充，在漢帝國的坐標上是個什么角色呢？走進其家鄉上虞某茶園一角的墓地，那滿眼的蓬蒿和夕陽下喳喳啼叫的小雀，已昭示了主人生前死后的清冷和寂寞。王充一生仕途蹇塞，與達貴無緣，只在縣、郡、州三級衙門里任過功曹一類的屬官，其職權近似當下的人事干部和考評領導小組成員，最大的官是揚州刺史府治中，相似于市長助理，“主督促文書，察舉非法”，分管文秘和紀委兩攤事務。由于辦事太認真，彈劾壞官得罪人，上司也不欣賞，這芝麻官只當了兩年就干不下去了，從此結束了仕途生涯，回到家鄉當起了專業作家。
王充的黃金歲月，是他有幸被地方郡縣保送入洛陽京都太學學習。這太學為漢武帝時代所創建，為皇家的最高學府，是漢代的中央黨校，它以儒家五經為教材，為朝廷培養大大小小的文官。王充讀太學，師從班彪，班彪乃東漢高士，經學家兼歷史學家，后人評他“仕不為祿，所如不合”，“學不為人，博而不俗”，人品學問都不錯。但令王充在思想上獲益不淺者是另一位名噪一時的學者桓譚。桓譚官不大，一個郎官的閑職而已，著有《新論》一書，特別反對讖緯神學，頭上戴有御賜的“非圣無法”的帽子，王充與他同氣相求，只是走得更遠，由“憤青”而成為時代的叛逆。
漢代儒學從“吃癟”到“吃香”，是有內在邏輯的。原來招皇帝劉邦討嫌的“儒”，經過依附者的扒梳和閹割，與神學接了軌，往日的尿騷味淡化成了幽香，成了一個受當權者歡迎的變種。“君權神授”、“天不變道亦不變”成為新儒學的精髓，由此又衍生了天人感應、天人合一之類的說教。這種“儒術”焉有不被“獨尊”之理？
王充高聳眉棱下犀利的雙目，洞穿的正是這種虛妄與偽曲。
漢帝國從開國始一直籠罩在迷信的魅影之中，這大概與一個草根家族、一個泥腿子當皇帝缺乏自信有關。
王充經歷東漢光武帝至和帝四朝，憑“符瑞圖讖”起兵且果然光復了漢家江山的光武帝，屁大一點的事他都要讖緯一番來決定。有一次，他要造觀天象的靈臺，就對近侍郎官桓譚說：“我想以讖來選定地方，你以為如何？”桓譚是讖緯的反對派，多次上書嚴批讖緯謬論，聽了皇帝的問話，沒好氣地說：“我不談讖這類東西。”光武帝耐著性子問：“為什么？”桓譚說：“這不是正經的東西，是迷信的把戲。”光武帝聽了氣得臉色如豬肝，喝斥桓譚“非圣無法”，拉下去斬了。后桓譚叩頭謝罪，深刻檢討，光武帝撿回了面子，臉色才由陰轉多云，桓譚保住了一條老命。
這樣烏煙瘴氣的朝堂，這樣一群上下說神道鬼的君僚，死要當官活受罪。桓譚不久被轟出京城，死于赴任途中。王充把對自己所敬重的前輩思想家的褒評與對現實的批判，付諸了筆端，寫入了他的《論衡》。
《論衡》實質是一部檄文，一部以無神論討伐讖緯
神學的大批判書。
今天，當我們看到犬儒主義肆行的時候，常常會感到莫名的悲哀。其實二千多年前，犬儒是和帝國一道孽生和成長的寄生物。秦相李斯曾坦言：人生如鼠，不在倉，則在廁。呆在體制內的糧倉吃糧好，還是在野的茅廁里扒糞好，這道選擇題人人都會做，在獨裁專制的政體下，你想要“在倉”，只要放棄獨立見解和個體尊嚴，附上、唯上即可。在兩漢，你為人臣，只要人不人、巫不巫、妖不妖便是，這樣一定能和當今皇上保持高度一致。王充33歲即寫《論衡》，一直寫到70歲。就是說，他一邊在基層當小官，一邊早與當時的主體思想干上了，這種叛經離道、唯追求思想和精神自由的角色，你還指望他進步嗎？指望他能位極人臣嗎？
拭看《論衡》，這確如一柄寒芒四射的利劍，它的要核是唯物、無神，一切皆有自然規律。這位孤獨的舞者認為，“天地，含氣之自然也”，“天道無為”。天，絕不是什么神，根本沒有意志和欲望。他形象地說：天無口目也，口是生來吃的，目是生來看的，內有欲望才有外部器官，無嘴無眼的天，于物無所求索，也就無所為。他酷批皇帝為天子之說。漢代傳說高祖劉邦是其母與龍交媾而生的神人，王充反駁說：雄馬與雌牛，雄雀與雌雞，都不能交合，原因是種類不同，龍與人也是異類，龍怎么和人作愛呢？說到這里，王充興猶未盡，又挖苦說：“子性類父。”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的兒子生來會打洞。劉邦如果是龍生的，怎么不像日他娘的爹爹那樣，能騰云駕霧、呼風喚雨呢？
這類抨擊近乎在刨皇家劉氏的祖墳了。
東漢經過王莽之亂，神經更脆弱的光武帝不僅要“受天之佑”，還要“享鬼神之靈”，于是就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全民拜鬼神的運動，由他欽命應祀的鬼神達千余種。他之后的章帝繼續發揚光大，即位后發文宣布：“山川百神，應祀者未盡。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。”進一步擴大祭鬼神的名單。世間到底有沒有鬼？王充對此作了這樣尖銳的回答：“人死血脈竭，竭而精氣滅，滅而形體朽，朽而成灰土，何用為鬼？”既然無鬼，一切信鬼、怕鬼、敬鬼的行為就荒唐可笑。可悲的是，王充自己的故鄉會稽也后院起火，史書記載：“會稽多淫祀。”集權社會下的思想災難，任何角落都不能幸免。
哪壺不開提那壺，哪里是要害往那里扎，王充的《論衡》讓一切帝王和王權的追隨者們如骨鯁在喉，“攻之者眾”自然不足為怪。直到清朝他還被追殺，乾隆看了《論衡》后御批：“刺孟問孔”，“已有非圣無法之誅”。這位辮子皇帝把光武帝給桓譚的帽子復制了一頂，又往死里緊了緊尺寸，戴到了王充的頭上。可惜他的屠刀已無法加害一個遙遙古人。
公元97年，偉大的無神論者王充在故鄉的一抔黃土中安息。他以自己的膏血，點亮了人類一盞搖曳但不滅的思想之燈。
《劍橋中國史》把王充與公元前55年逝世的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相提并論。英國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說：像王充這樣強烈提倡科學自然主義世界觀，在歐洲要來得晚得多。
確實，王充這位思想界的獨行俠，他用無神論的重劍把帝國的天幕攪了一個大洞，從上面灑進的科學之光如霍霍閃電，把下面舞臺上扮演神相的專制寡頭以及沐猴而冠的小丑，統統打回了原形。
（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、浙江省雜文學會副會長）
轉載來源：2010年8月11日 《紹興日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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