顛沛流離鑄史璧
說起中國特有的傳統地方志，是無論如何繞不開紹興的。因為這里既是我國方志之祖《越絕書》的誕生地，又是我國方志學奠基人章學誠的故鄉。
正如陳橋驛先生在《紹興市志》序言中所說：“中國有中國的方志史，紹興也有紹興的方志史。值得紹興人自豪的是，中國方志史是以紹興方志史開頭的！”
《越絕書》的翔實載記，得使我們能看到紹興昔日的輝煌。章學誠的《文史通義》，將中國傳統方志理論推上了歷史的巔峰。因此有人把清代章學誠的《文史通義》與唐代劉知幾的《史通》，并稱為我國古代史學理論的“雙璧。”
從《越絕書》的誕生，到《文史通義》的問世，用17個世紀的時間證明，從實踐創新到理論成熟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。從劉知幾的“史通”到章學誠的“史義”，跨越這兩個理論高峰，也足足花去了12個世紀。章學誠的跨越，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選擇。
《文史通義》是章學誠的代表作，它在理論上的超越前人，并非出于偶然。章學誠生活在文化氛圍特別濃厚的紹興，生長在家學根底特別深厚的家庭里。父親章鑣是一位進士，做過湖北應城知縣，對史學尤稱愛好。章學誠雖然幼小體弱多病，卻勤學好思。20歲以后，發現自己是個“史才”，大有意氣落落，不可一世之勢，更加發憤讀書，隆冬盛夏，讀至午夜而不知疲倦。盡管家境貧寒，藏書無多，但他與其父一樣，常以借書、抄書、作筆記為樂事。父子倆，一個是如饑似渴的讀書人，一個是廢寢忘食的讀書人，所讀的又都是“史部之書”。所不同的是，章學誠在浸潤于浙東史學優良傳統的同時，更注重于分析利弊得失，總結經驗教訓，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。從小養成了不可多得的思辯習慣，為他后來的治學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與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，章學誠也曾在科舉路上進行過艱難跋涉。先后于23歲、25歲、28歲、31歲時，四次赴京應順天鄉試，皆落第而歸。對章學誠生活、學業備加呵護的翰林院編修朱筠因此對他說：“足下于此無緣，不能學，然亦不足學也，”勸他放棄科舉夢想。但章學誠深感家境貧寒，不得已而指望于此，結果是七應鄉試科場，累遭擯棄，直到41歲時才中進士。這時的章學誠，已是不惑之年了，本來是值得慶賀的大喜事。但是經過20余年的世事磨練，一個當年意氣落落、不可一世的學子，深知自己的為人和學問，與社會潮流早已格格不入。所以他“不敢入仕”，無意做官，毅然放棄為之苦苦追求幾十年而眼看就要得到的機會，重新回到他所鐘愛的修志治史生涯。
章學誠顛沛流離，一生坎坷，足跡遍及大江南北。為了謀生，他度過了長達7年的講學生活，先后主講肥鄉、永豐、保定、歸德等地書院。為了養家糊口，他游幕安徽亳州和湖北武昌，僅在畢沅幕府中，一呆就是五年。此外還做過同鄉狀元梁國治家塾師。然而最使他傾心的，仍然是治史做學問。27歲那年，他從北京回湖北省親，剛好父親應天門知縣之聘，正在主持編纂《天門縣志》。對史學、方志學已有深入研究的章學誠，不僅參與了縣志的編纂，還特地撰寫了《修志十議》，第一次對編纂地方志提出了自己的系統主張。這既是他史學天才的初試鋒芒，也是凝聚著他畢生心血的《文史通義》寫作的開始。
此后，他在修志領域一發而不可收，相繼主纂或協纂12部地方志。在他參與修纂的常德、荊州、黃州、天門、石首、麻城等府縣志，后世都有很高評價。由他主纂的《和州志》、《永清縣志》、《亳州志》、《湖北通志》等，都是貫徹他方志理論的名志佳構。對章學誠來說，無論是修志、講學還是做幕僚，甚至經受意外打擊，都沒有放棄他自己心愛的治學之路。在44歲那年的求職途中，不幸遇上了強盜，所有行李被搶，所帶44歲以前的文稿也蕩然無存！用數十年心血撰成的著作文章，一旦被洗劫一空，對任何一位學者來說，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擊。后來他雖從故舊家存錄的別本中借抄，但最多也僅存原稿的四五成。在經歷了這場浩劫之后，每有撰述，他必留副本，寄請親友保存，其中他的另一位同鄉狀元史致光抄藏文章最多。
章學誠幼小住在紹興城內大禪法弄，后因家庭變故，在他58歲回鄉后，只好在塔山下另置房產。這時的他已經兩耳重聽，雙目失明，貧病交加，垂垂老矣，可他還是念念不忘他的《文史通義》。這部用30多年心血鑄就的史學巨璧，可謂是撰著于顛沛流離之中，成稿于車塵馬跡之間。用他自己的話說，他這樣做，既為千古史學開辟了蓁蕪，又為后世史學立下了開山之功。
我國是個歷史大國，同時也是個史學大國。數千年來，從史學思想、史書編纂到史學評論等方面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。章學誠的杰出貢獻在于：他緊緊抓住史學靈魂，深刻回答了史學的根本宗旨和任務，是總結歷史發展規律（即“明道”）和為現實服務（即“經世致用”）；他從歷史事實（“史事”）、歷史敘述（“史文”）出發，對歷史理論和觀點（“史文”）這個歷來被史學家所忽視的重要課題，從根本上賦予了嶄新的內容和意義；對史家修養，他在前人“才、學、識”的基礎上，提出了“史德”這一重要命題，從而大大完善和豐富了古今史家修養的理論。
在方志學科建設方面，他結合自身修志實踐，總結前人修志得失，提出了一整套系統、完備而又深刻的方志學理論。他以思想家特有的敏銳，第一次提出“志屬信史”的觀點，對地方志的性質作了科學界定；他認為編纂地方志的目的，如同國史一樣是為了經世致用，有裨風教；他首創了以“志”為主體，以“掌故”、“文征”為兩翼的方志分立三書體系；他對地方志常用的志、紀、傳、表、圖、錄、考以及索引等體裁的合理運用作了深入的理論考察；為確保方志事業世代相傳，他還特別提出州縣設立修志機構的主張。所有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解決，標志著我國方志學理論的成熟和方志學的建立。以內容博大精深、觀念獨特新穎、分析透辟入理、思辯縝密嚴謹和充滿非凡創造力的《文史通義》，自然成了我國方志學的奠基之作。梁啟超因此認為，章學誠是“清代唯一之史學大師”。
可就是這位大師級人物，他的杰出成就和重大貢獻，由于不隨濁流和不合時好而始終沒有得到應有重視，甚至長期受到貶斥和誣毀。直到20世紀初，通過梁啟超、胡適等人的研究，才逐步發現他在學術上的無可匹敵，并獲得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。被法國法蘭西學院的戴密微教授稱為“是中國第一流之史學天才。”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倪德衛教授認為章學誠“是中國造就的最有魅力的（最迷人的）思想家之一”。
章學誠是中國的，也是世界的！
（作者系社會科學研究員，《紹興市志》總纂，紹興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副會長）
轉載來源：2010年8月11日 《紹興日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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